破坏军婚罪在刑法体系中被明确列为妨害婚姻家庭类犯罪，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。由于涉及国家军事利益和军人权益保障，此类案件通常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，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。这是维护军婚稳定、体现国家意志的重要机制。
司法实践中，多数破坏军婚案件由公权力机关主动介入处理。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，如果初步证据显示存在同居或结婚行为，且行为人明知对方为现役军人配偶，一般会立案并移送审查起诉。这种程序安排有助于及时固定证据、防止串供或隐匿事实。
但法律并未排除自诉的可能性。在公安机关不予立案或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的情况下，被害人即现役军人或其配偶，可以依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，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。法院受理后，将依照自诉程序进行审理。
这种双轨制设计兼顾了国家干预与个人权利救济。一方面，通过公诉体现对军婚的特殊保护;另一方面，赋予受害人自诉权，避免因执法疏漏导致权益无法实现。两种路径互为补充，共同构成完整的法律救济体系。
《刑法》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：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一十条规定：自诉案件包括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，以及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。
破坏军婚罪的刑事责任主体具有特定性，仅限于与现役军人配偶发生同居或结婚关系的第三者。法律并未将军人配偶纳入该罪的犯罪主体范围，因此配偶一方通常不会因该行为被判处刑罚。
立法之所以如此设定，主要基于军婚保护制度的整体考量。军人因服役需要长期离家，婚姻关系本就面临特殊压力。如果对配偶施以刑罚，可能加剧家庭破裂，反而违背保护军婚稳定的初衷。民事责任如离婚、少分财产等已足以形成约束。
当然，如果军人配偶的行为超出一般通奸范畴，例如与他人登记结婚或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，则可能触犯重婚罪。此时，其行为性质已发生根本变化，不再属于单纯的破坏军婚，而是构成另一独立罪名，需承担相应刑事责任。
因此，不能简单认为“双方都判”。只有第三者在明知对方身份的前提下实施同居或结婚行为，才构成破坏军婚罪。配偶即使参与不正当关系，除非符合重婚罪要件，否则不承担该罪的刑事责任。
《刑法》第二百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：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《刑法》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：有配偶而重婚的，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，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
破坏军婚罪的设立体现了国家对军人婚姻的特殊保护。无论是公诉还是自诉，其核心在于维护军心稳定与国防安全。对于责任主体的界定，法律采取精准打击第三者的立场，既彰显司法理性，也兼顾家庭伦理。公众应充分理解该罪的立法本意，尊重军人及其家庭的合法权益。